這部作品包含赫爾佐格對于德國傳統的理性主義乃至社會文明本身的強烈控訴欲。本片根據真實的故事改編，但加入了大量導演本人基于影片主題做的改編：在赫爾佐格的理解里人性之初是帶有懵懂直覺的純真，面對這種自由的懵懂、社會文明展現的并非是毫無條件的憐憫關懷，而是充滿壓迫的規訓；所謂社會化、教育是對這種人性的赤裸裸又荒誕的壓迫和抹殺。 真正對這種直覺的人性展示樸素的人文關懷的在影片中是沒有文化的農婦、女仆和剛學會說話的小孩。面對沒有接觸過社會化教育的“文明闖入者”，在對他進行規訓和教育“失敗”后，最終要以證明他生理上的不正常來進行文明本身正確的確認。 綜合來看赫爾佐格在這部的政治觀點很弱，強行與德國當時的政治環境做聯系完全沒有必要。更多還是對理性主義的批評，是赫爾佐格本人的哲學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