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想象中拍得要好，唐書璇僅兩部電影便可擠入香港電影史，前作《董夫人》堪稱香港般《小城之春》。拍攝《再見中國》的勇氣和難度可見一斑，當時還正處于文革時期，唐書璇抓住了那種恐怖的政治氛圍以及彌散在人群中的瘋狂和驚恐，“逃離中國”是全片的主線，不同于類型化的《省港旗兵》，唐書璇著重環境寫實與人物心理的刻畫，將歷史的真實性和個體的矛盾性相比照，歷史浪潮裹挾之下的個體何去何從。雖逃離了中國，但支撐意識形態的意志已經垮塌，在香港這樣的資本主義豐盛社會里，再見中國體現出一種逃離后的迷茫和無助，這也是“政治人”異化成“消費人”的身份焦慮。